郑也夫：奥运曾经有世界主义的理想

　　谈到他，可能很多人并不熟悉，郑也夫，1950年生人，社会学家，先后在北京社科院、中国社科院、中国人民大学、北京大学供职，曾任中央电视台《东方之子》主持人、《实话实说》总策划。最近，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了他的《奥运会与世界杯》一书，收录了他十多年来的体育评论文章。这些体育“断想”，以体育透视人性、社会，呈现了一部奥运小史。在里约奥运会即将开幕之际，我们与他共话奥运。

　　郑也夫

　　记者：现代奥运诞生至今已有一百多年。它诞生之初曾有哪些理想，与后来奥运会的实际发展有何不同?

　　郑也夫：总起来看，当年创建者有两大理想后来未能兑现，形势比人强嘛。

　　其一，他们最初想办一个业余性质的奥运会。他们希望参赛者不是职业运动员，而是把运动作为陶冶身心的手段。那时一些项目设有门槛，比如赛马只有贵族可以参加。显然，这样的阶级色彩太刺眼了。业余运动，是富人高雅的爱好，穷人基本上不可能参与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奥运会摆脱了曾经的阶级色彩。

　　业余性质的奥运会不能兑现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：人们对奥运的期待和创建者的奥运理想不符。现代奥运诞生时提“更快、更高、更强”，并没有辨析这是针对个体还是群体的。当然这也是每个运动员的追求，每个参赛的个体当然想超越昨天的自己，但是人们看奥运，不是看我的哪个朋友这次奥运的表现超过了他过去的成绩，而是看我们人类作为一个物种，能快到什么程度，高到什么程度，强到什么程度;看我们这个物种的顶级运动水准，看纪录能不能打破。业余选手几乎肯定不是我们这个物种里顶级的选手。业余性质的奥运会满足不了这一期待。

　　第二个没有兑现的是世界主义的理想。在顾拜旦的时代，民族国家之间战争频繁。顾拜旦希望奥运是非民族主义的，每个运动员只代表自己和全世界的青年，不代表任何国家。可就从最朴素的观众角度讲，人们更喜欢有所归属地观看比赛，这样才更投入，更紧张。我是某一方的忠实粉丝，要为它站队，这比中立地看比赛刺激许多。看两个与我无关的国家的比赛，和看有自己国家运动员参与的比赛，心情决然不同。于是，民族情绪就和游戏无可避免地捆绑在一起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