徐贲：对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不能局限于臭还是不臭

　　这是一个正面的提出方式，而我们认识正面的东西往往要先从它的反面出发。所以我们不妨从另一个问题谈起——什么是不良好的公共生活?

　　人类对负面的事务比对正面的更敏感，也更持续关注。从反面来表述正面事物的原则,是凸显负面行为对社会道德秩序的严重破坏作用。不少哲学家都是从反面来讨论正面问题的。比如马格利特在《正派社会》中所说，正派社会的第一原则不是做什么,而是不做什么,不是不做哪一些事,而是不做哪一种事。不让社会制度羞辱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,这是正派社会的第一原则。按照马格利特的解释，不正派社会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对人的各种羞辱，马格利特对正派社会的定义就是从反面描述的。

　　除了马格利特说的避免羞辱这件事，我认为还有一点值得说一说，那就是良好的社会允许人们成为“充分公民”，他们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身份是可以互换的，这是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。在现代良好社会里，充分公民的意义就是，让尽量多的人成为拥有自由权利，并担负社会责任的公民。永远处在被管制状态下的人民不可能成为良好社会的道德主体，他们在有权的时候会是恶吏，无权的时候则是刁民。

　　知识分子是社会里比较特殊的一部分，在行使公民权的时候，他们也许与其他公民差不多。但是，他们代表社会群体的智识程度和能力——阅读、写作、分析、思考——最强的那一部分人，因此而担负更多的公共道义责任。这是一种不应该转换为特权，包括话语特权的责任。